第20届亚洲胸心血管外科医师协会年会（ATCSA 2010 BEIJING）暨中华医学会第十次全国胸心血管外科学术会议于2010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
       在10月29日上午举行的大会开幕式上，本次大会组委会主席，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胡盛寿教授首先致辞，热情欢迎来自国内外的参会代表。卫生部副部长刘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晓东教授，ATCSA组织创始人Romeo D. Zamora教授和ATCSA现任主席Joo Hyun Kim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祝贺本次大会成功举办。中华医学会罗玲副秘书长，学术会务部姜永茂主任等中华医学会领导也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在大会上，本次大会组委会主席、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胡盛寿教授正式接任ATCSA本届现任主席。

       本次大会共收到投送论文1237篇，会议交流语言为英语，分设会前教育讲座、青年医师优秀论文评选、大会特邀演讲、专题辩论、专题学术研讨和壁报等交流形式。在开幕式后进行的大会演讲中，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和菲律宾等国的7位国内外知名临床专家和学者就国际胸心血管外科的最新进展作了精彩报告。在会前进行的教育讲座上，大会特邀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国际知名专家就胸心血管外科经典手术技术和心胸外科医师培训教育等普遍关注的问题作了系统介绍。在青年医师优秀论文评选会场，从208名申请人中经严格遴选，评出的24位青年医生就个人的临床实践和学术研究专题进行了英文演讲，经评审组专家打分，最终评选出6位获奖者。 在随后几天进行的48个专题会场中，与会医生和学者就心血管外科，胸外科，体外循环和心胸外科护理等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共有424人次发言，大会期间还举办了10场相关医药企业的午餐卫星学术会议和100多篇论文的壁报展示。在本次大会召开期间举办的会议展览上，有近60家国内外厂商踊跃参展。

       在会前教育讲座部分，来自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圣保罗医院的华人心外科专家Ye Jian教授和多伦多大学医院的Tirone E. David教授用自己数十年的临床经验和体会向参会的青年医师们分别介绍了二尖瓣脱垂和主动脉瓣外科修复技术的方法和经验，他们从解剖和血流动力学基础理论出发，结合自己对结构和功能的关系的理解，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地向大家展示了瓣叶修复、瓣环成形、Bentall术等手术的原则、目标、方法、特殊技术和自身体会，给到场年轻医生不少收获和启发。

       在大会特邀报告部分，多位国内外特邀专家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医学中心的Masoudi教授以螺内酯在RCT中的实验结果与临床使用实际效果之间的差异为例，向日益发展的现代医学研究提出了问题——我们在关注结果的同时也应该关注方法和过程，并用中国的成语“盲人摸象”来比喻目前医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outcomes research的概念，即从病人、医务工作者及医疗系统的角度研究医疗资源分配与影响产生的结局。对于心脏外科医师，则应带着质疑、创新、责任、合作的精神去促进学科的发展和治疗水平的提高。

       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Cameron教授则向与会同行们详细阐述了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心外科医师培训体系。在Cameron教授看来，现代的心外科医师既要是一名优秀的临床医生，也要是一位学者、研究者、领导者，也要成为下一代医师的指导者。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培训体系为新入门医师提供了足够且适当的临床一线实践的机会，常规化的课程，聘用教育学专家，建立竞争机制和多阶段评价体制，培养合作、领导、研究和时间管理等综合能力，让学习者同时担任带教指导者。通过量化的临床训练和阶段性综合能力培训考核，从量和质两方面保证心外科医师的顺利成长。

       我国解放军总医院的高长青教授则带来了355例达芬奇机器人心脏手术的经验总结。其机器人心脏手术所涉及的范围已经包括了冠脉搭桥、瓣膜修复、瓣膜置换和部分先心病纠治，学习曲线显示出技术的熟练度、术后病人恢复的速度、术后近期生存率的改善等主要指标随时间的变化进步明显，代表了国内机器人心脏手术的先进水平。

       David教授的特邀演讲则给我们带来了他近20年保留主动脉瓣的主动脉根部重建手术治疗主动脉根部血管瘤的回顾性研究的结果，包括了228例主动脉瓣再植术和61例主动脉根部重建术。在David教授看来，充分理解主动脉瓣及主动脉根部的解剖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并在术中尽可能保留或维持这种关系是手术成功的基础。最终，术后五年生存率平均达到了93.1%，十年生存率平均达到了87.6%。术后五年主动脉瓣再手术免除率平均达到了99.7%，术后12年主动脉瓣再手术免除率平均达到了94.3%。数据显示此类手术是一种手术死亡率低、长期生产率高、瓣膜相关并发症少的治疗方式。研究也指出，主动脉瓣再植术更适合于主动脉瓣环扩张的年轻患者，而重建术则是主动脉瓣环正常的老年患者的恰当选择。瓣叶修复的引入更可以拓展手术的应用范围，且没有明显的长期负面影响。

       美国贝勒大学医学院教授Coselli的特邀演讲给我们带来了主动脉弓修复术的现状和最新进展。脑灌注和远端动脉灌注不足是影响主动脉弓修复手术发展的主要因素。随着低温辅助循环停搏、顺行或逆行人工脑灌注和三分支人工血管移植术等新技术的发展应用，该治疗手段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发现低温辅助循环时适当提高循环温度、恰当的顺行人工脑灌注、腋动脉途径辅助循环可能降低术后中风等脑血管事件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

       在专业会场主要交流有以下内容：
       一、胸外科
       胸外科专业分为两个会场，分别就肺癌、肺外科、食管外科、纵隔外科、胸腔镜手术、胸部损伤、肺移植及气管外科等进行了学术交流。在历时3天、10场次的胸外科专业的学术交流中， 关于肺外科的学术报告25篇、食管外科的学术报告21篇、微创胸外科的学术报告31篇、纵隔外科的学术报告9篇、胸部创伤的学术报告9篇、肺移植及气管外科的学术报告9篇、胸外科综合的学术报告8篇以及中文会场的学术报告9篇。在大会正式开始前，曾担任《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主编、制定UICC/AJCC国际食管癌TNM分期第7版（2009）的负责人、托马斯?赖斯 教授和来自美国的斯蒂芬-杨教授分别就“美国的食管癌切除术及美国的食管外科培训模式” 和“美国的胸外科教育现状”进行了会前教育。

       １、肺癌外科学术交流摘要
       本次大会中，肺癌相关专题及讨论涉及内容很广泛，包括IASLC第7版肺癌TNM分期的临床意义、肺癌微创治疗、复杂疑难病例的手术治疗、新技术在肺癌诊治及分期中的应用、肺癌围手术期并发症预防与处理等，同时也包括肺癌化疗耐药机制等的基础研究。其中，有关肺癌外科治疗及手术相关问题的探讨仍是本次大会的热点。

       首先，对肺癌患者进行准确的分期对治疗方案的选择及预后的判断尤为重要，新的国际肺癌分期已于2009年公布，对这一分期进行评价及进一步修订则成为临床医生关注的重点之一。本次会议期间，来自澳大利亚的Andrew Cheng，回顾了其对1999-2009年10年间接受手术的579例患者的随访结果，分别运用新版分期及第六版分期进行评价，评估肺癌临床分期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发现相对于第6版分期而言，新版分期中的IA、IB、II及IIIA期的划分能很好地划分不同预后的患者，但对IIA及IIB期患者的划分仍较模糊，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评估。

       随着体检的普及以及CT诊断技术的提高，孤立性肺结节的发现率明显提高，如何更为准确地判断孤立性肺结节的性质也是临床及放射科医生关注的重点之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俊教授等人回顾性总结了2000-2009年之间接受手术的孤立性肺结节患者，共371例，结合术后病理诊断，运用多因素分析的方法发现：患者年龄、结节大小、边界、钙化、毛刺征及肿瘤家族史可作为判断结节良恶性的独立预测指标。此外，混合性的毛玻璃样结节也应引起足够注意，上海长征医院报道了14例接受手术治疗的该类患者，其结果均为恶性病变。孤立性肺结节患者中，很大一部分患者为真正的早期小肺癌，对这部分患者的治疗，施行解剖性肺段切除有可能更具有优势，这也是近年来肺癌外科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既往多个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对肿瘤直径小于3cm的T1N0M0的肺癌患者施行肺段切除术，其预后差于标准肺叶切除的患者，且局部复发率更高。针对肺段切除的实施，来自日本的学者Hisao Asamura提出其观点认为：对肺癌患者的肺段切除仍应限于肺功能及身体状况较差患者的选择，选择施行肺段切除时应考虑到肿瘤大小、位置、淋巴结及病理特征；周围型的毛玻璃样结节，其病理诊断为侵袭性较低的支气管肺泡癌时，可作为施行肺段切除较好的指针，但对直径大于3cm的肿瘤则不推荐行肺段切除。对施行肺段切除的远期效果能否等同于标准肺叶切除的疑问，仍需设计更为科学、严谨的前瞻性临床研究加以解答。目前，正有两项关于这一问题的大规模临床研究在进行之中，其结果值得期待。

       本次年会期间，对肺癌微创治疗的探讨方兴未艾。减少手术创伤的探索中，除腔镜微创手术之外，不少学者还对开胸手术如何避免和减少创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类探索之中，经腋下小切口是较为常用的手术途径。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李简教授报道了其经腋下小切口开胸，同时保留胸壁肌肉及肋间神经的的经验，这一入路可显著减轻患者术后疼痛，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耐受力，使许多原本认为不能耐受手术的老年患者获得了手术机会。来自巴基斯坦白沙瓦的Amer Bilal等也探索了类似切口的手术入路，其采用腋下竖切口保留胸壁肌肉开胸，发现经这一入路可完成多数常见胸部手术，同时患者术后疼痛明显减轻，缩短术后住院时间，减少对肩关节活动的影响。

       而有关复杂气管肿瘤及局部晚期肺癌等传统难题的讨论同样也获得了广泛关注。尽管化疗药物层出不穷，晚期肺癌患者的远期生存改善并没有那么显著，对晚期肺癌患者采取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仍然值得尝试，来自韩国首尔大学的Hee Chul Yang报道了其对57例晚期肺癌患者的治疗经验，这部分患者均属于第7版分期中的IIIB期或IV期病例，接受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其5年生存率为18.3%，明显延长了晚期肺癌患者的生存期。支气管及肺动脉袖式成形是中央型肺癌的常用手术方法之一，本次年会期间，多家医院分享了这方面的经验，其中，来自安徽蚌埠医学院的刘学刚介绍了其在肺动脉重建方面的经验，肺动脉无法实施端-端吻合时，可选择自体心包或奇静脉作为重建材料。

       体外循环在普胸手术中的运用也多有报道，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报道了其对3例复杂气管肿瘤的患者在体外膜肺氧合支持下行肿瘤切除、气管重建的经验，对这部分患者来说，这是一个可选的安全有效的方法。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刘伦旭教授则报道了4例左肺癌累及肺动脉干患者的手术经验，4例患者均经左胸行全肺切除+肺动脉干重建，于体外循环支持下完成手术。刘伦旭教授在前后4例患者的手术过程中，对手术过程及手术入路进行了改善，通过对比不同手术入路及体外循环途径的优劣及可操作性，发现经左胸前外侧切口进胸，充分解剖胸内结构后，于升主动脉及右房插管建立体外循环较其他入路更有优势，并且节约了手术时间，为这类复杂病例的手术治疗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手术流程。此外，恶性肿瘤累及较大范围骨性胸壁也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个问题，这部分患者若行手术完全切除肿瘤，通常认为需采用人工材料重建胸壁，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李简教授报道了其对这部分患者的手术经验，其通过电刀整块切除病变累及胸壁的病变，最大切除范围达10×14cm2，在无人工材料重建的情况下直接缝合切口，术后未发现明显反常呼吸，该方法可在手术根治恶性肿瘤的同时，避免了局部异物遗留所致的感染风险。

       近年来应用于肺癌外科临床的各项新技术之中，经纤支镜超声引导下针吸活检（EBUS- TBNA）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项。本次年会期间，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王俊教授等人介绍了其应用该技术的方法与经验，并肯定了其临床价值。其回顾了对140例患者进行EBUS- TBNA检查的结果，这一方法对肺癌患者术前纵膈淋巴结分期具有极好的敏感性（95.8%）与特异性（100%），其准确率达到96.5%。同时，这一技术也为单纯纵隔肿块及邻近纵隔的肺部包块的诊断提供了一个安全而微创的方法。

       无法手术的晚期肺癌依是治疗难点，除药物治疗与放疗之外，侵入性的外科处理依然占有一定的地位。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刘德若教授等报道了经纤支镜冷冻治疗在这部分患者中的应用，对于无法手术的中央型支气管肺癌或气管肿瘤患者，可采用这一方法，经纤支镜冷冻处理气管腔内肿瘤，这一方法可在短期内缓解患者症状并显著提高生活质量。现场讨论时，来自广东医学院的学者还提出了经纤支镜激光治疗的方法用于解除支气管管腔的梗阻，同时可通过荧光染色判断气管腔内肿瘤有无残留。原发性肺癌术后肺内局部复发或转移属于晚期肺癌中的一类特殊情况，这其中的部分患者仍可考虑手术治疗，来自韩国首尔大学的Moon Chul Kang等人报道了对这部分患者的手术经验及结果，2003-2010年间，共28例患者因肺癌术后肺内转移行手术治疗，这部分患者术后的五年生存率甚至高达47.9%，在这部分患者中，无N2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接受手术后的获益更为显著。

       围术期肺部并发症依然是肺癌手术治疗面临的常见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在支气管袖式成形术后的患者中尤为突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刘伦旭教授等人报道125例支气管袖式成形连续病例，一组术后第1-2天主动行纤支镜吸痰，与未主动行纤支镜吸痰的患者相比，这一方法可显著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并明显缩短术后住院时间，该方法对支气管吻合口亦较安全。肺手术后持续漏气是最为常见的问题，香港大学Carmen H Hau等人报道，手术关胸前存在漏气的患者可尝试与肺表面喷洒纤维蛋白原减少术后漏气。对于术后漏气的处理，韩国首尔大学的Yochun Jung等对术后早期漏气进行量化评分，将漏气情况分为0-4分共五个等级，通过这一评价体系，可早期发现可能长期漏气的患者，及早给予积极干预。

       支气管胸膜瘘及慢性脓胸是肺切除术后，尤其是全肺切除术后较为棘手的并发症之一。上海胸科医院罗清泉教授介绍了其对这类患者的处理经验，部分患者可通过胸腔冲洗引流后自行愈合，对于瘘口较大者，可采取手术治疗，手术中选择自体组织如大网膜等覆盖支气管瘘口。对于支气管胸膜瘘合并慢性脓胸的患者，上海肺科医院姜格宁教授等人则介绍了其采用转带血管的胸壁及腹壁肌瓣填充脓腔并覆盖支气管瘘口的经验，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选择。

       基础研究方面，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林一丹副教授介绍了其研究结果，GRP78可调节增高Akt磷酸化的水平，与肺癌细胞对顺铂化疗耐药密切相关，这可能是一个新的调节Akt活性的机制，并且是一个新的导致顺铂化疗耐药的机制。此外，来自天津胸科医院的孙大强报道了其所建立的个体化非小细胞肺癌移植瘤模型，该模型是直接将新鲜肺癌标本接种于裸鼠皮下所建成。其所取58例非小细胞肺癌标本中，14例肿瘤标本直接在裸鼠皮下形成移植瘤并可反复传代，通过这一方法所建立的模型具备个体化的基因突变及表达，对不同的抗肿瘤药物表现出不同的反应。

       总之，本次年会中关于肺癌方面的专题较为丰富多彩，分享了解决许多临床问题的经验与方法，总体反映了当前肺癌外科治疗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为胸外科未来的临床与基础研究提供了不少线索与思路。

       ２、微创胸外科学术交流摘要
       在胸腔镜手术相关的学术交流中，多家医疗中心报告了他们在应用全腔镜肺叶切除治疗肺癌或肺良性疾病的经验。来自日本的Kohno教授在本次会议的大会发言中介绍了日本全胸腔镜治疗肺癌方面的经验，采用3个操作孔入路进行解剖性肺叶切除及系统淋巴结清扫，2003年至2009年共完成719例TNM分期为I、II期的原发肺癌手术，无手术相关死亡，中转开胸10例，中转开胸率1.4%。Ia期患者5年生存率为90.9%，Ib期为89.7%。他们认为训练有素的外科团队采用全胸腔镜手术治疗临床I、II期原发肺癌是可行的，并且可以取得良好的结果。上海肺科医院的杨杰等比较了全胸腔镜与开胸手术治疗直径≤1.5cm肺癌的结果，两组间在术中失血量、引流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及术后疼痛方面无差异。胸腔镜组手术时间更长（184.2min vs.154.2min），术后血IL-6浓度及并发症发生率更低（12.2% vs. 31.0%）。Ia期患者术后3年及5年生存率在腔镜组分别为94.1%及73.9%，在开胸组分别为94.4% 及79.7%，两组间无差异。Ib期患者术后3年及5年生存率在腔镜组分别为75.0%及60.0%，在开胸组分别为83.3% 及60.8%，两组间无差异。北大人民医院的杨凡等回顾分析了2006.9至2010.7间完成的393例腔镜肺叶切除术的结果。其中良性疾病84例，恶性疾病309例，中转开胸率8.9%，平均手术时间180min，平均术中出血200ml，术后住院9d，术后并发症包括：肺炎18例（4.58%），房颤10例（2.54%），持续漏气超过7天9例（2.29%），乳糜胸4例（1%），术后出血再手术1例（0.25%）。术后平均随访14月，非小细胞肺癌患者1年、2年生存率分别为95.9%和92.6%。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Liu 刘伦旭等报道了采用单向式全胸腔镜肺叶切除治疗肺疾病的结果。2006.5至2010.5共完成单向式全胸腔镜肺叶切除344例，其中良性并80例，原发肺癌258例，肺转移癌6例。中转开胸9例，中转开胸率2.6%，原发肺癌患者平均手术时间为187.7±58.3min，术中失血量为98.5±118.2ml，清扫淋巴结数目为14.3±8.2。术后引流时间平均为4.1±2.7d，平均住院时间为8.3±2.8d。全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25.3%（87例）。北大人民医院的梁卜等回顾分析了全胸腔镜治疗肿瘤直径大于5cm的原发肺癌的经验，发现全胸腔镜治疗直径大于5cm的原发肺癌与治疗直径小于5cm的原发肺癌相比，并不增加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中转开胸率。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的于岩等总结了全胸腔镜肺叶切除术中如何避免血管损伤的经验。对于肺转移癌的胸腔镜治疗，来自中国台湾的Shi-Ping Luh总结了1996年至2009年的治疗经验，期间共78例肺转移瘤患者接受了胸腔镜手术治疗，肿瘤直径0.2cm-6.5cm，平均切除肿瘤个数1-5个，超过90%的患者能在术后2周恢复正常的日常活动。此外讲者还强调了术前CT定位的重要性。
       在胸腔镜治疗肺良性疾病方面，来自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医院的Choi SeHoon等回顾分析了2005.6至2009.6采用胸腔镜及开胸手术治疗先天性肺疾病的结果。共42例患者接受治疗，其中腔镜组18例，开胸组24例。两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引流时间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均无差异，胸腔镜组手术时间长于开胸组。上海肺科医院的张鹏等也配对比较了2005年1月至2009年12月期间胸腔镜和开胸手术治疗支气管扩张症的结果。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及术中失血量无差异，但胸腔镜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更短，术后并发症更少。香港大学的Alan D L Sihoe等报告了针孔腔镜（3mm）治疗气胸的结果。与传统胸腔镜（10mm）相比，两者手术时间无差异，针孔腔镜术后胸腔引流时间短（2.5d vs. 3.5d, p＜0.01），疼痛轻（4.4 vs. 6.0, p<0.01），切口部位感觉异常发生率低（3% vs. 18%, p=0.06），术后美容效果满意度高（6.2 vs. 5.0, p=0.08）。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蒲强等对胸腔镜与后外侧开胸治疗原发肺癌的创伤程度及生理功能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胸腔镜手术能减少术后全身炎性反应及对免疫功能的干扰，患者术后疼痛轻，肺功能保留更多且恢复更快，对术侧肩关节功能影响更轻。此外还有多位医师报告了胸腔镜治疗肺疾病的经验。

       在纵隔肿瘤及手汗症方面，北大人民医院的李建峰等报告了胸腔镜切除直径大于5cm胸腺瘤的结果，16例患者中，1例因侵犯无名静脉中转开胸，余均在胸腔镜下完成手术，肿瘤直径平均7.1cm（5cm-10cm），平均手术时间134min（65min-195min），术后平均住院5.3d（3d-13d）。沈阳军区医院的Teng Hong等总结了胸腔镜治疗42例后纵隔神经源性肿瘤的结果，无中转开胸及围术期并发症，随访6月-14年，失访8例（8/42），未见复发。北大人民医院的Liu Yanguo报道了胸腔镜T4交感神经结切断治疗手汗症的随访结果，随访20.8m，有效率100%，其中75例（41.67%）无汗，105例（58.33%）有轻微出汗，85例（47.22%）出现代偿性出汗，但对日常生活没有影响，4例（2.2%）患者有轻微不适。满意度调查中，97.22%（175例）的患者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讲者认为T4交感神经节切断治疗手汗症副作用少，效果满意。

       在食管疾病方面，北京朝阳医院的李辉等报告了全胸腔镜的Ivor Lewis手术治疗食管癌的初步结果。认为经口送入吻合器钉砧进行胃食管胸内吻合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上海中山医院的谭黎杰等报道在半俯卧位（Dorso-Lateral position）下行全胸腔镜食管切除的经验。共30例患者接受手术，无中转开胸，食管切除的平均时间为92min，术中失血为100ml，中位清扫淋巴结数为12个。解放军174医院的郭明等比较了2005.4至2007.12胸腔镜联合腹腔镜与右侧开胸治疗食管癌的结果，胸腹腔镜联合组与右侧开胸组手术时间分别为272min及218min，术中失血分别为219ml及590ml，术后3年生存率分别为61.26%及57.27%。

       此外，多个中心报告了da Vinci机器人在胸外科手术中的应用。解放军第2炮兵总医院的陈秀等从2009.5.25开始使用da Vinci完成胸外科手术，共完成17例，其中包括12例重症肌无力，1例隔疝，2例食管癌，1例肺癌，1例气胸。肺癌患者因手术问题中转开胸，2例食管癌患者仅使用da Vinci完成胃的游离。上海中山医院的范虹等于2010年4月至2010年5月使用da Vinci机器人完成3例食管癌手术，手术时间196-262min，术中失血150-200ml，术后住院6-8d。
总之，本次年会中关于胸腔镜外科方面的专题较为丰富多彩，涉及胸外科多类手术，分享了许多临床问题的经验与方法，表明当前胸腔镜外科在胸外科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开展，成为胸外科主要手术方式之一。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目前开展胸腔镜手术的多为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医院，将胸腔镜手术进一步推广、普及需要进一步努力。

       ３、食管外科专业学术交流
       食管癌切除术后的淋巴结清扫多年来一直是食管外科领域争论的热点。在本届年会上，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胸心外科主任托马斯?赖斯教授所做的“食管癌淋巴结清扫术的优化”学术报告对目前国际上关于食管癌切除术后淋巴结清扫进行了高度的概述。研究结果已经证实：食管两侧淋巴结所形成的外膜淋巴系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食管右侧的淋巴引流是纵向的，而且是多站点的；而食管左侧淋巴引流很少的纵向的，而且多数引流至胸导管。食管壁层和外壁层淋巴结不经过区域淋巴结而直接汇入胸导管的直接通路已被发现，该发现产生出一个革命性的概念，即食管的淋巴引流不是由一个淋巴系统形成的单一区域引流，而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新定义的临床意义对淋巴结清扫范围有着重大影响。标准食管癌根治术包括淋巴结清扫，但其对肿瘤的准确分期和延长生存期是否有益仍存在争议。但是有一项研究已经检验出用以充分地预测阳性淋巴结分级所必须切除的淋巴结数目。通过对数据源的分析，切除淋巴结数目的范围已经明确为10－40个。

       Rizk和其同事运用现代仪器通过techniquerandom forests分析法来分析全球食管癌协会的研究数据，从而确定最佳的淋巴结清扫术，以达到5年生存期的最大化。这种技术可以识别变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并且能解决非线性关系，比如T和N之间的分类。基于这种独特分析的建议：T1期切除至少10个淋巴结；T2期20个；T3期30个。而在此之上的更大范围的淋巴结清扫，由于并发症的发生率增加，患者并不会收益。一个单中心研究通过多元分析证实了淋巴结清扫超过60个时，术后气管支气管发生糜烂、溃疡和瘘的几率明显增加。

       由于食管癌发生淋巴结转移的可能性，促使进行三区域（颈、胸、腹）淋巴结清扫术，颈部切口清扫包括喉返神经、颈总动脉和颈内静脉附近的淋巴结以及锁骨上淋巴结。秋山和他的同事在一篇很有开创性的论文中引用的数据为上、中、下胸段食管原发鳞状细胞癌发生颈部淋巴结转移的概率分别是46％、29％和27％。这一结果是支持三区域淋巴结清扫的主要根据。研究显示患者5年生存率，三区域清扫为55％，两区域清扫为38％（P＝0.0013），两者的显著差异归因于清扫范围不同。

       一项由日本学会进行的关于食管疾病的全国性调查显示，1791例患者行三区域淋巴结清扫，2799例行两区域清扫。生存分析显示出区别，前者5年生存期为34％，后者27％。但这区别在早期或者晚期患者中并未发现。以上两项研究是关于三区域淋巴结清扫术的文献中极好的范例。
三区域淋巴结清扫术也可能带来不小的代价。在回顾分析36项关于三区域淋巴结清扫术的研究中，30项死亡率在0％－3.7％；住院死亡率在0％－10.3％（平均4％）。并发症发生率38％－47％（平均45％），最常见的并发症是败血症（占27％），其中一半是继发于吻合口瘘。三区域淋巴结清扫术所显示出的临床获益，往往是由于病例筛选、手术医师的个人经验以及改良分级而造成的。至今还没有一项完全随机研究能提供更高级可信的证据，以支持或反对三区域淋巴结清扫术的临床获益。

       在我国进行食管癌三野淋巴结清扫术例数最多的福建省肿瘤医院胸外科的佘志廉教授在会上报告了“1791例胸段食管癌经三切口食管癌根治术治疗的病例报告”。自1988年9月13日至2006年12月29日间，作者经三切口食管癌根治术治疗胸段食管癌患者1791例。食管的分段及淋巴结的分组均采用1997版由国际抗癌联盟所规定的诊断和治疗标准。颈段和胸段的分界规定为右侧喉返神经与右侧锁骨下动脉下缘交叉水平。病变位于上胸段者333例、中胸段者1339例、下胸段者119例。患者术后病理分期为Ⅰ期83例、Ⅱ期341例、Ⅲ期1087例、Ⅳ期280例。手术术式为经右胸后外侧切口、上腹部正中切口及颈部“U”型切口加颈、胸、腹部淋巴结清扫术。术后随访率为84%。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术后死亡率分别为28%（504/1791）和1.9%（35/1791）。1年、2年、3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79%、65%、55.9%和42.9%。上纵隔淋巴结转移和中、下纵隔淋巴结转移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31.4%和29.1%，两者之间并没有显著性差异（P<0.001）。上、中、下胸段食管癌存在淋巴结转移的比率分别为58.9%、58.3%和67.2%。上胸段食管癌发生下颈部及上纵隔、中下纵隔、腹部淋巴结转移的比率分别为55.3%、13.5%和11.8%；中胸段食管癌的淋巴结转移比率分别为42.3%、30.9%和27.4%；下胸段食管癌为25.2%、37%和52.1%。而上、中、下胸段食管癌出现右侧喉返神经处有淋巴结转移的比率分别为7.6%、17.8%和7.6%，左侧喉返神经的比率分别为38.8%, 27.6%, 27.3%。作者认为三切口食管癌根治术可提供精确的临床分期、降低复发率并且提高术后生存率。上、中胸段食管癌在淋巴结清扫时的关键部位是颈部及上纵隔和双侧喉返神经。 因此，三切口食管癌根治术可能是胸段食管癌的标准根治切除术式。

       在我国进行结肠代食管手术例数最多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黄杰教授在会上做了“减少结肠代食管术后并发症和死亡率的有效措施”的学术报告。作者总结并分析663名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疾病类型、手术术式、结肠段的选择、结肠段的血供情况、移植结肠的吻合途径以及手术的关键点。本组病例术后发生并发症92例（占13.88％），死亡12例（死亡率1.8％）。该研究组中的所有食管良性疾病患者均存活良好，可进行正常生活与活动，随访达1～32年。作者认为结肠代食管的指征逐渐规范，手术范围从结肠－食管吻合扩大到结肠－喉吻合。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及手术死亡率则分别降至13.88％和1.8％。有效措施包括选择具有同向蠕动的移植结肠、保留左结肠动脉的升支、建立胸骨后隧道、通过颈部食管-结肠吻合术行单排吻合以及对移植结肠段的全面保护。

       ４、纵膈外科学术交流
       会议的第3天，胸外科分会场就纵隔肿瘤和胸壁重建方面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来自上海肺科医院的宋楠等医师回顾了110例胸腺肿瘤的病例，根据对预后的分析，将WHO的组织学分型和Masaoka的分期系统进行了简化修订。他们提议将组织学分型简化为3型，即将A，AB，B1归为A+AB+B1；将B2，B3归为B2+B3；将C独自分型。将分期简化为3期，根据5年生存率的差异性合并I和II期，IVa和IVb期。结论认为简化后的分型与分期更符合临床实际预后。

       华西医院的朱云柯和宣武医院的张毅分别介绍了胸腺切除治疗重症肌无力的经验，认为胸腔镜下扩大胸腺切除可以作为治疗重症肌无力的一个理想选择，能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朱云柯等数据显示胸腔镜下切除和开胸手术的手术时间、术后呼吸机支持、术后危象发生率、ICU时间、住院时间以及完全缓解率无显著差异。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黄伟明等医师介绍了该医院胸科在胸腔恶性肿瘤侵犯大血管和心脏的外科治疗经验。他们的经验提示对于这类恶性肿瘤，通过合理的病例选择，是可以很好地控制风险达到较低的围手术期死亡率（2%）和并发症发病率（23%），并让患者获得较长的生存期。同时报道了李简教授治疗的一个胸腺癌的病例，在这个特殊的病例中，在未使用体外循环下实施了所有的人工血管重建，分别进行了右锁骨下静脉至右心耳、右颈内静脉至上腔静脉近心端、主动脉侧壁至右颈总动脉、右头臂干动脉起始部至右锁骨下动脉、左颈总动脉起始部至左颈总动脉远端的搭桥，以及部分气管切除对端吻合术。

       菲律宾的Jose Luis Danguilan 向我们介绍了用自体阔筋膜来重建胸壁和膈肌缺损的临床经验，并建议对于有感染风险的患者，优先考虑用自体阔筋膜作为修复和重建的材料。
韩国的Hyung Joo Park和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的曾骐等医师都分别介绍和展示了各自医院微创手术矫治漏斗胸的经验与体会。

       二、心血管外科
       在专题研讨会， Cameron教授再次给我们带来了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保留主动脉瓣的主动脉根部置换术和马方综合征的外科治疗的经验。他总结出保留主动脉瓣的主动脉根部置换术的优势是可以避免术后的抗凝治疗、降低感染性心内膜炎以及动脉栓塞的发生率，尤其适合于患有结缔组织疾病的年轻人。对于马方综合征，选择性的预防性主动脉根部置换手术风险小且能有效防止马方综合征患者的死亡。高龄、二尖瓣手术及主动脉切开是远期合并症及死亡的高危因素，保留主动脉瓣的手术能避免抗凝、并降低心内膜炎及血栓栓塞的风险，但缺乏远期效果的证据。他还指出未来外科治疗提高马方综合症患者生存率的焦点应放在主动脉远端及心律失常的处理上。
       来自日本东京大学的Motomura教授给我们带来了他的研究团队的发现：冷冻保存的同种异体主动脉根部植物在大鼠模型中通过炎症反应诱导吲哚胺2,3二氧化酶（IDO）促进抗MRSA效应物3-HK的合成，可能是同种异体移植物可以抑菌的机制。
       美国克利夫兰心脏中心Roy K. Greenberg医生介绍了用于升主动脉与主动脉弓治疗的分支腔内支架应用的可行性、经验以及面临的问题。他指出，合适的血管解剖位置、主动脉瓣和左室功能状态是该技术应用的重要基础，并关注术中的心肌灌注，对于某些病变可采用分步的方法完成支架的植入，而该技术的的推广发展需要新型支架的发明。
阜外医院的常谦教授介绍该院复杂主动脉弓疾病“一站式杂交手术”的开展情况，为减少病人治疗等待时间、降低不同手术间期风险发生率提供了新的治疗模式。

       本届大会小儿先心病部分由6个分会场构成，涵盖了大动脉转位，单心室，儿童瓣膜病，法洛四联症，肺动脉闭锁，小儿重症监护、小儿心肺机械辅助等各方面。其中大动脉转位专场两个时段尤为精彩，“大动脉转位合并室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的外科治疗策略”以及 “晚期大动脉转位及矫正型大动脉转位的外科治疗策略”，来自多个小儿心脏中心的专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除了亚洲各国专家的发言，还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等欧美国家专家参加了讨论发言，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在这一方面的外科治疗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最后，主动脉换位手术之父&mdash;—Nikaidoh教授专门做了最后点评，指出该类疾病仍是困扰小儿心外科医生的终极挑战，肯定了北美与中国对经典Nikaidoh手术的改良，指出该类疾患的术式选择与手术疗效需要进一步询证医学的支持。

       在后续会议中，每天的先心病专题论坛邀请了亚洲知名的医师介绍了他们自己对包括”肺动脉闭锁融合术',"房坦类手术“，“流出道重建”，“Ebstein畸形解剖矫治”等基本术式的理解。每个专题都包括5~7个发言者，而且各自的学术观点又往往有所不同，他们从最基本的外科理念的辨析讲起，给了参会者很多的启示。每个专题会场都常常爆满，成了本次大会一个亮点。
       10月29日下午-30日上午第20届亚洲胸心外科医师学会年会暨第十届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术会议主动脉论坛在中国国际会议中心2C厅顺利举行。来自加拿大、美国、瑞典、日本、韩国等国外及国内多家医疗中心的专家、教授、临床医师就主动脉根部病变、主动脉弓部病变、主动脉夹层及胸腹主动脉瘤等主动脉疾病的新技术、新理念及外科治疗新进展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和探讨。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附属医院的著名主动脉外科专家David教授主持了29日下午主动脉根部及升主动脉病变的专题会并发表了题为“主动脉根部病变主动脉瓣保留策略”的演讲。美国霍普金斯医院的Duke Cameron教授及301医院的高长青教授和日本Motomura教授分别就David手术治疗主动脉根部病变、自制生物瓣人工管道置换主动脉根部的经验及主动脉根部置换术中主动脉allgraft（同种异体移植物）的抗炎机制等题目做了精彩的报告。Duke Cameron教授与各位专家教授探讨了Marfan`s综合症心脏外科医生如何合理选择其治疗方式等重要问题，日本的Takamoto教授还介绍了David-Ⅴ手术在主动脉根部病变的应用。
       第二阶段的议题是目前主动脉外科治疗的难点和热点问题---主动脉弓部病变的治疗策略。来自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Roy Greenberg教授主持了会议，并做了“分支支架治疗主动脉弓部病变的适用性、经验及目前地位”的报告.府外医院常谦教授介绍了“一站式”主动脉杂交技术治疗复杂主动脉弓部病变的单中心经验，瑞典Timthy Resch教授介绍了两种治疗主动脉弓部病变的新的腔内治疗策略&mdash;Chimney（烟囱）技术和Fenestrations（开窗）技术。上海中山医院王春生教授做了题为“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弓部病变的治疗”的演讲。报告内容深入浅出，博得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来自国内外的专家与参会代表共同探讨了治疗主动脉弓部病变各种方法的选择及适应症等问题。主动脉弓部病变一直以来是影响主动脉疾病手术成功和病人恢复的主要问题，其治疗策略与方法也一直存在争议，弓部病变的腔内治疗技术发展迅速，国外一些新的技术也已应用于临床，但其耐久性及治疗的确切性仍然存在疑问。采用开放手术方法对头臂动脉进行血运重建，然后在弓部植入支架封堵病变的“杂交(hybrid)技术”成为会议的热点。阜外医院自2008年以来将主动脉手术、支架手术同期完成，从而避免了患者多次麻醉和手术间隔期带来的风险，目前已完成了39例主动脉夹层的弓部杂交手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虽然随访时间较短，但是就一些住院指标及术后复查情况与传统手术或单纯支架手术相比较，杂交手术仍然具有较明显的优势。
       会议还就A型主动脉夹层及B型主动脉夹层的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腔内治疗和开胸手术治疗主动脉夹层的对比研究、A型主动脉夹层主动脉根部重建策略、B型主动脉夹层腔内治疗形态学变化的影响因素、杂交技术治疗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急性A型夹层合并重要脏器灌注不足的治疗策略等问题。最后一个议题是关于胸降主动脉瘤及腹主动脉瘤的治疗的策略，来自美国的著名专家Joseph S.Coselli教授主持了会议，并报道了2286例胸腹主动脉瘤的外科治疗的经验，我院孙晓刚教授做了题为“复杂主动脉瘤病人做一期全主动脉替换术是否必要”的精彩演讲。参会代表积极发言，现场气氛热烈。
       此次年会主动脉外科分会报告精彩，讨论热烈。会议加强了国内外有关主动脉外科治疗进展的交流，促进了主动脉疾病最新技术和方法的推广，有力的推动了我国主动脉外科学科的发展。

       三、体外循环
       体外循环专场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体外循环与心肌保护，体外膜肺氧合治疗（ECMO）。来自国内外的15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做了精彩发言。来自德国的Claus教授就HTK心肌保护机制，以及临床应用进行了系统阐述。俄罗斯的Lomivorotov教授向大家介绍了远端预处理在on-pump CABG病人的研究结果。在ECMO专场，来自美国的Zwischenberger教授为我们介绍了人造器官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在临床应用情况。Heidi教授就体外生命支持组织（ESLO）的运行情况，以及2009年全球多中心登记注册的ECMO治疗结果向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同时还有来自国内的专家介绍了ECMO在H1N1甲流中的应用情况等。台下听众的提问也非常踊跃，与台上专家进行了良好的互动。令人可喜的是在龙村教授的努力下，中国体外生命支持组织正式成立并加入ESLO，进一步密切了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同时也使国外同行了解到中国ECMO治疗使用现状。

       ATCSA理事会在会议期间召开了两次午餐工作会议，商讨决定该组织的重要事项。会议确定继续将该组织的会议定位为年会。决定2011年的ATCSA会议在泰国的普济岛举行，2012年的ATCSA会议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举行。
       本次大会共有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代表出席，其中包括全球范围胸心血管外科领域的特邀专家143名，境外26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219人。本次大会是ATCSA成立40多年来该组织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年会，也是历年来在我国举办的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国际性胸心血管外科学术会议，会议充分展示了我国胸心血管外科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成就，也再一次凸显了我国胸心血管外科学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和学术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