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医生尤其外科医生，大家都喜欢在网上呈现案例，成功案例。而网友们对医学和医生其实是有所期许的，大家希望听到手术成功生命被救的好消息，为每一次成功治疗鼓掌。渐渐的，医学被神化，医生也陷入一种沾沾自喜的迷失中，这是需要我们自我警醒的。

      其实大多数时候，非医学专业的人都很难想象我们是怎样在工作。我们也有挫败、犹豫、无力、纠结、痛苦和忧伤。如果讲Happy ending的故事是皆大欢喜的话，失败案例却是需要勇气才能说出来的。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恰恰是一个没有幸福结局的故事。

      患者晓玲（化名），女，7岁。6年前被确诊为“复杂先心病：肺动脉闭锁/室缺/体肺大侧支血管”，因为自身肺动脉发育极差，无法耐受根治手术，我们先期为她做了一次姑息手术（Mee shunt ），期望手术能刺激自身肺动脉的发育。可惜效果不够理想，经过6年时间，肺动脉才勉强达标。孩子父母是本份人，每年坚持带孩子来随诊。看着他们一次次殷切望向你的眼神转为黯淡失望，你们可以体会我的煎熬。这次终于达标，大家摩拳擦掌，准备放手一搏。

      手术从早上做到晚上。这是全球学术界公认的工程浩大的手术，我们像捡柴禾一样将侧支血管一根根游离收集起来，汇总吻合后形成新的肺动脉（Unifocalization），和右心室连接，争取达成先心病的根治。手术进展很顺利，血压心率都很平稳，看来我们柴禾捡得很不错，心脏很快适应了新的循环设定，值得大家弹冠相庆。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很愉快，孩子恢复得不错，准备转出ICU。幸福生活似乎在向她招手，这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永远地改变了这一切。孩子忽然发生消化道出血，消化科医生被请来了。内镜下止血，成功。正当大家松口气时，24小时后再次发生消化道大出血（食道）。这次出血异常凶猛，病人迅速陷入休克，腹胀如球。当消化科医生再次站在床旁时，他已经来不及召唤更多帮手，当机立断再次内镜止血。可是这次没有那么幸运…出血汹涌，加压输血都跟不上，血压低无可低，瞳孔已散大，生命在一点点溜走。最后关头我们祭出了一个古老方案：双囊三腔管暂时压迫止血。这一措施为大家赢得了一点时间，血压暂时回升，我们决定将孩子送入介入导管室，寻找可能的出血血管并栓堵。罪犯血管很快被找到并被栓堵消灭，但是…发现了更严重的情况：食道似乎破裂了！

      到此刻为止，大家已经连续战斗了18个小时，疲劳饥饿而沮丧。食道破裂的高病死率令大家谈虎色变，尤其在当时的情形下。和父母谈了这个情况，他们很悲恸，谁又不是呢？妈妈情绪陷入崩溃，爸爸在孩子可能神经系统受损，再也无法醒来的巨大担忧下，也考虑到后续治疗的高额花费家庭难以承担，痛苦地决定放弃激进的治疗方案。一时间，空气中弥漫着压抑、挫败的气息。大家机械地做事，回避着彼此的眼睛。终于，有小伙伴发消息给我说，她知道也许后续努力是徒劳的，也知道即使不考虑神经系统的问题孩子也会因严重感染、脓胸、食管气管瘘、多脏器衰竭等并发症而生机渺茫。但还是值得一试不是吗？咱们的信条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吗？努力的结局，也许和消极保守的治疗方案没什么两样，我们最终无法挽救孩子的生命，但是对父母的意义不一样，对团队每一个人的内心不一样。就这样，我又找到孩子父母，劝说他们再试一次。至今我都记得，听着我说话的他们，黯淡的目光一点点燃起希望，变得热切起来。

      这个故事的结局我不想多讲。正当大家期盼着更多好消息时，接踵而至的却是连串bad news. 呼吸机忽然开始漏气，我们意识到发生了气管食管瘘。纵隔感染溃烂在加重，瘘口迅速扩大，连放置一个带膜的气管支架都变得不可能。大家心里清楚她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这是当初做急诊修补手术时就预料到的大概率事件，但这次大家没有沮丧。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改变所有事，有时候需要做的是Cross our fingers, Hoping for the best……

      她是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中离开的，走的时候很安静，只有她母亲拉着她的手嘤嘤低诉：“不要怪爸妈一次次扯着你看病手术，妈妈是想万一有机会……”是啊我们都想给她更多机会。最后关头呼吸治疗师（RT）们还在自发召集讨论，争取找到适合她的特殊通气参数；ICU医师还在发起全院大会诊，张罗可能的带膜支架植入方案…

      此事过后，我给参加救治的主要同事发消息，感谢他们的坚持和付出。那位消化科医生的压力是很大的，我说：“若不是你当机立断、仗义出手，孩子当时就没了。我敬佩你的担当！”确实，他有大把的理由可以消极对待，比如说需请示上级，比如推托床旁内镜条件不理想。自我保护式治疗的结果是病人生的希望在医疗流程中一点点泯灭，而他某种潜意识层面的阴影或许会投射到以后的职业生涯中，锐气若失，虽卓越者亦逐渐流于平庸，非患者之福。

      团队里的年轻医生，给那位向我建言的ICU师姐写了一段掏心窝的话：

      确实，在晓玲后期治疗的好几个时间节点，我们都面临着“还能做什么，还有没有意义，能不能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的心理拷问和治疗抉择。不管怎么做，也许最后的结局没有区别。但对你、对我、对孩子本人，还有爱她的人，真的没有区别吗？我相信如果当初顺应了家长的要求选择姑息放弃的话，整个团队的士气都会消沉低迷，然后大家会各自心理建设：“不怪我，这是她的命…”似乎治愈了，其实只是心安理得了，我们不知不觉间已经选择了冷漠和麻木。这是一种太熟悉的感觉，扪心自问，我们有多少年轻医生和护士（包括我们自己），已经或正在被这样体制和文化毁掉？我们可以狡辩说现在的医疗环境恶劣，举证倒置、互不信任，医生连自己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自我保护式的医疗似乎是必然结果和生存之道。但是我们医护只是体制的受害者吗？我们的行为也会投射到体制坚冰中，冲破它或者加固它。

      还记得梭罗的那句名言吗？“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quiet desperation）中”。所谓听天由命，不过是习以为常的绝望。我们逐渐适应了这种感觉，并加入到群体无意识中去，因为在那里才能找到安全感。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Red是这样描述“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的：“这些监狱高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仔细想想，这样的高墙只在监狱中才有吗？

      有一位叫菲利普.津巴多的社会学教授，曾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然而这个实验被提前叫停，而且以后再没人敢重复。为什么呢？津巴多教授把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学楼改造成一个监狱，然后招募了一批大学生，把他们随机分成两个角色：狱警和犯人。为了让他们很快进入角色，狱警真的穿上了制服，犯人经历真的抓捕过程。让人始料不及和震憾的，是这些原本纯真的大学生被环境催眠、适应自己新角色的速度很快。不到一个星期，那些演狱警的学生，那些开始还腼腆放不开的“菜鸟”，似乎真的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开始对曾经的同桌、同窗呵斥辱骂，棍棒相加；而演犯人的学生，则从辩解抗争一步步变得萎靡、认命，甚至在受多了打骂后真的认为自己有罪，应该受到惩罚…

      斯坦福监狱实验虽然因为失控而提前终止，仍然揭示了情境是如何深刻地影响改变一个普通人的。这些情境来自于某种规则、某种秩序，甚至就是一件警服。此外它也是一种群众压力。何为群众压力？当你身边的人都在做一件似乎不妥的事，你不做，就会被孤立排斥，你就失去了安全感。当你被迫做了，就会选择继续做下去，并找出一些理由来解释安慰自己，让自己行为合理化。这就是著名的《路西法效应》，历史上的纳粹集中营迫害、卢旺达种族屠杀等，无不找到了路西法效应的影子。

路西法，第一个堕落的天使。

      我们人是群体的动物，是顺从的动物。我们总是对其他人有期望，我们也总是期望满足其他人的期望。我们要如何改善和强化自主能力和自由意志，使自己免受集体无意识的奴役？用津巴多教授自己的话，要注意我们一般处境里有基本的二元性，就是抽离和沉浸的对立，犬儒式的怀疑和投入式的参与之间的对立。我们需要这样的思维相对抽离的人，需要具有所谓“英雄行为”的人格。真正的英雄人格是指人应该对“体制化”和僵化恶劣的情境保持警觉，具有抵抗力。《肖申克的救赎》里的Andy就有这样的英雄人格，最终奔向自由。Brooks被“体制化”吞噬，自杀了；Red差点被吞噬，如果不是遇到Andy的话。所以你看，英雄人格的人是可以通过帮助来改变他人的，这才是团队领导力的核心，古往今来的领袖莫不如是，“未敢失其赤子之心”罢了。

      既然情境对人的行为影响如此之巨，那么打破恶劣情境，推倒那些高墙，构建积极健康的团队文化，就是leader们该想该做的；也是我们该告诉年轻人，让他们保持精神内省的东西。“Carpe Diem”这句拉丁文的意思，并不应只是被肤浅地理解成“及时行乐，活在当下”，还有“不要让你的昨天影响到你”的意思。我们的昨天，昨天的昨天会影响到我们吗？会！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嘛：“最终，我们活成了当初最讨厌的样子”。作为医生（护士）的我们，当初最讨厌的样子是什么？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团队，最不希望变成什么样子？

      有人担心晓玲的父母会对我们的治疗抱怨，会欠费不缴。事实是，孩子爸妈一直对我们无条件地信任和感激，最后离开之前对我们深深鞠躬，并在一周后赶来医院结清了欠款。我们也为他们积极联系寻找社会基金帮助（包括华西医院自己的“天使基金”）。孩子父母可以平静坦然地面对生活，而我们团队内部也展开了多次的学术讨论，并形成了些意见共识。我想，此事过后，父母不同了，我们也不同了。有一点还是一样，我们都在乎。Yes I care, we care！

      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来结束这次的分享。"O captain, my captain!" (哦船长，我的船长！），这是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在1865年美国林肯总统遇刺后所作，纪念这位“船长”。